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中，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为其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其中，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黄河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将中华民族划分为“自在民族实体”和“自觉民族实体”两个阶段，两者划分的界限为西方列强开始侵略中国的近代。在“自在民族实体”阶段，黄河文化有力推动了民族大融合，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定型。

“五帝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东夷部落以及长江流域的苗蛮部落三大集团的战争，开启了最早的民族融合。大禹治水开始实现华夏各族的团结协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萌芽。以黄河流经区域为统治中心的夏朝通过实行五服管理制度，使华夏族雏形形成。“商朝多次迁都，范围大致不出黄河中下游流域”，与东夷的持续战争，更是加深了夷夏的融合。周王朝沿黄东进，推行宗法制度、制礼作乐，在稳固政权的同时，也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正如王志民教授在《黄河文化通览》一书中提到的，“黄河流域成为多民族交流交往的主阵地，民族融合也呈现出第一次高峰，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多民族交流态势，黄河流域一带的戎狄民族到战国时期已基本完成与汉民族的融合。战国以后，文化逐渐从对抗趋向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初步形成。”

从秦汉开始，大一统政权形成并得到巩固，儒家思想自汉代起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汉民族也最终形成。黄河治理问题也越发被统治者重视，在与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团结统一等优秀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

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时期以及清代三次民族交流大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体定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黄河流域多重文化交融的关键时期”，随着少数民族竞相进入黄河流域，草原游牧文化开始被黄河文化兼并乃至同化。“永嘉之乱后，随着汉族政权由黄河南迁至长江，黄河文化开始影响并改变长江流域文化。”北宋与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等周边民族政权长期对峙，彼此间有着纷杂的和战关系，范围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未曾阻碍民族融合的步伐。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并号召北方人民南迁，形成了南北文化交流高潮，经济重心及文化重心南移最终完成，进一步加深了黄河文化对长江流域文化的影响。“元朝采取的征战、镇戍、屯田、移民等政策，使各民族分布呈现交错杂居的态势”，创立的行省制度巩固了国家统一，各民族逐渐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逐渐形成，民族融合空前加强”。清代的八旗驻防、屯垦放垦等政策改变了黄河流域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增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黄河流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成为不可分离的共同体。”

二、黄河文化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近代，在与外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华各民族空前团结，中华民族进入“自觉”阶段，黄河文化更是成为其抵抗外敌的符号象征和力量源泉，具有代表性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作为侵略者的急先锋纷纷进入黄河流域开始传教活动，并妄图消灭中华传统文化。对此，黄河儿女开始了反洋教活动，从最初文化层面的反击，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通过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思想开始被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黄河文化也进入了近代转型期。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形成，他们积极创办报刊和社团，宣扬新文化、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深入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建立，进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最终，古老的中国在历经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失败变革尝试后，由中国共产党带领无产阶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推动了全民抗战，“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黄河儿女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起多个抗日根据地，与日军浴血奋战，黄河上下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黄河大合唱》成为抗日救亡歌曲的“主旋律”，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在黄河文化的感召下，延安精神得到孕育发展，凝聚起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力量，有力促进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可以说，黄河文化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强大的精神引导和激励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抗日，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三、黄河文化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中华民族走上了“自立”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更是让中华民族迈入“自强”阶段。黄河文化也焕发出了蓬勃生机，闪耀着璀璨的时代光芒，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制定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根据这一规划报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从此开启了黄河治理新篇章，先后组织了三次黄河中下游大修复，开展黄河中上游一系列水土保持工作，大力发展全流域引黄灌溉事业，兴建了以三门峡、刘家峡为代表的重大水利工程。在治黄过程中，涌现出了红旗渠精神、大寨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精神丰碑，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完成了中华民族的“自立”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黄河流域各省份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黄河文化迎来了发展与繁荣的新时期。黄河流域相关省份依托各自的优势文化资源，建设特色品牌，发展文化产业。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开始得到重视，并得以保护弘扬、开发利用。比如，山东突出儒家文化特色，打造国际孔子文化节；山西培育“中国·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内蒙古确立建设民族文化大区战略，围绕民族特色做好系列文章。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各民族间差距逐步缩小，中华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启了中华民族的“自强”阶段。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经过多次调研黄河流域生态问题，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保护法》等法规条例的颁布，更是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黄河流域的重视程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三大方面布局。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带五区多点”空间布局。开展黄河脱贫攻坚工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形成黄河流域“一轴两区五极”的发展动力格局。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黄河文化旅游节，构建多元纷呈、和谐相容的黄河文化彰显区。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明显变化，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显著提升，民族自信大大增强，中华民族自强之路越走越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铸牢。

“从文化生成逻辑来看，黄河文化不断丰富、壮大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黄河文化作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成为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不断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馆员赵国华）

〔本文系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新时代统一战线文化创新研究基地”项目：黄河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TZWC202320）阶段性成果〕

来源|山东党校报